我甚至记不起来我们还有一门专业课的考试，直到亮亮提醒我们说9号要考《水处理专论》，我和胖哥不得不花三天的时间再去研读一本新的武林秘籍。至于亮亮，他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够了，这就是天才和人才的区别。我一直都记得胖哥说亮亮的那句话，“上大一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个人才，上大四了，我才发现，你TMD原来是个天才。”
　　那是我们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场考试了，居然就在那种不知不觉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隔天便是考研的日子，早上大佐发短信过来问我还去不去考，我看了看表，才八点，便回了大佐，“去，当然去。”我推了推胖哥，胖哥依然在睡梦中不愿意醒来，“不去，当然不去，爹亲娘亲没有咱的床亲啊。”胖哥嘟囔着又睡过去了。
　　我和大佐赶到考场的时候，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午是政治，我一直都弄不明白理工科考研为什么要考的政治。看着卷子上的小布什萨达姆，想起来前几天萨达姆一个不慎刚刚被逮了，我便有了话说，于是在卷子上和评卷人一通神侃，估计我的观点足以把评卷人说的不是上吊就是跳楼之后，我离开了考场。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只是想感受一下传说中的考研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便朝心中的那个武大挥了挥手，说了声永远的再见。
　　99的师姐跟我说，从考研的火线上撤下来的将士们是分批的，准备复习的时候会撤一批，报辅导班的时候会撤一批，复习的时候又会撤一批，报名的时候，还会撤一批，于是，接着复习的时候，又一批下来，最后还有一批在考研的战斗中力不能支而英勇就义。我想了想，自己基本上还能算最后一种，伤病不下火线，也不容易了，于是甚感欣慰。
　　人说，保研的是猪，找工作的是狗，考研的猪狗不如。我和胖哥和亮亮三个人猪狗不如的半年考研生活也就这样结束了。下午的外语和第二天的专业课考试我都没有再去。
　　我们房子的租期也忙上就到了，亮亮收拾了一下东西，去西安面视了，撇下他的一大堆东西要我和胖哥帮忙搬回寝室，说是回来了请我们吃饭，可到现在了也没有兑现。我没有去考试的那一天半，我和胖哥一直都在往寝室搬我们的东西，就象两个盗墓贼一样，我第一次知道我原来有那么多的行李。胖哥说，“盗墓贼？那不是你喜欢的职业吗？”我说，“是啊，我是喜欢。”其实我最喜欢的工作，应该是考古，我常常和别人吹牛，要是我不学理的话，我现在一定在北大跟着郭沫若学考古，他们便告诉我，说郭老爷子死了几十年了。
　　老二和豆豆已经回家了，剩下老大还坚持在考研的火线上。于是，剩下的11号下午那半天，我便躺在寝室的床上替依然在考研战场上伤病不下火线的阿卢和老大祈祷，而我的手里面，不是圣经，是一本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列车在一下子轻轻的晃动之后慢慢的离开了吉林这个北方山环水饶的城市，奔向祖国的心脏北京。那一路的风景都因我们回家的心情而淹没在绵绵的睡意当中，和我同行的是胖哥，大佐，还有游游鱼，我们将在北京偏等半日之后去向四个不同的方向。
　　游游鱼是在坚持完最后一科的考研之后返回学校，然后又跟着我们赶往火车站的。老大也是这样，只是，他坐1368次，去往徐州。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再去管阿卢，因为我一切的心思都被回家的兴奋淹没了。
　　我没有注意到阿卢的短信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的电话里面，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列车悄然驶过山海关，顺利入关。阿卢说“TMD终于考完了，我半年的青春就耗在了这几个小时里面。”我没有想到阿卢会说粗话，就象猪没有想到ladyboy的意思是人妖，还当着女生的面大喊一声，“I'm ladyboy.”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考研是一种多么非人类的折磨，让如阿卢般清纯的小姑娘都可以破口说脏话。我准备回给阿卢，可是，网络不懂，原来中国移动也有没有征战下来的土地。
　　列车在北京站古老的站台上停靠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把那条短信回给了阿卢，“我在火车上，把你家里的电话给我吧，求你了。”好象我从大一认识阿卢开始，便会在每个学期的期末问她家里的电话，但阿卢从来都不告诉我，总是冲着我坏笑或者告诉我“俺家穷没电话”，但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兜里装着几千块钱的彩屏和弦手机的小姑娘家里会穷到电话都装不起，所以，我这次再问的时候，加了三个字，求你了。老二好象说过，一个女生要是把她家里的电话给你的话，那她一定是愿意嫁给你了，我对老二的这种说法从来都嗤之以鼻，因为我的电话薄里有着不下20个女生的家里电话。阿卢不愿意告诉我家里的电话，难道，阿卢也有这么荒诞不经的想法？不过阿卢这次一直都没有再回给我，连“俺家穷没电话”也没有回过来，我于是决定奢侈一把，给中国移动作作贡献，在北京的土地上挂了阿卢的电话，可是，电脑小姐告诉我说，对方已关机。
　　那一天首都的天气特别的好，我也第一次见识了真正的春运是什么样子。跟着胖哥在西站如潮的人群中我差点晕过去，但好在胖哥还是老手，所以我的中转签票也就完全仰仗了他。大佐的运气总是很好，这次也不例外，很快就签到了票，而且还有座，游游鱼跟着他老乡走了。于是，从西站签完票出来的时候，就只有我和胖哥和大佐了，但大佐要去看他签约的公司，所以，十分钟后，就只剩下了我和胖哥。
　　我们便沿着长安街走过去，身后是中央电视台，我小时侯最向往的地方。走到西单的时候，亮亮发短信来说，“我TMD的终于签了，卖给了西安人民，后天回家。”我和胖哥便笑，胖哥对我说，“我们仨只剩下你没嫁出去了”，我说，“不急不急要沉着”。
　　大佐发短信来问我们在那，他来找我们，于是我们便在西单的地铁口等着大佐。大佐是第一次去北京，而且还把工作签在了那里，所以对北京的任何事情都有着无比的新鲜，比如说，徒步长安街。那已经是我第四次干这种事情了，我们三个身上的羽绒服在首都暖暖的阳光里和周围来去匆匆的人群多少有点不协调，就象三个爱斯基摩人走在一群印地安土著当中一样。
　　我们在高高的皇城根下的条椅上坐下来休息，大佐说，我们去看天安门吧，于是，我和胖哥被大佐拖着一直从天安门的门洞走到故宫的门口，又从那走回天安门跟前。天安门的门票对我们学生格外的仁慈，只要5块钱，于是我们生平第一次爬上了天安门城楼。胖哥本想在上面学着毛老爷子的湖南腔对着广场说一句人民万岁，可是被旁边的武警唬住了没敢做，大佐后来一直对天安门上那个漂亮的解说员念念不忘，总是说，“华姑娘的，good。”
　　胖哥在下午两点钟回西站赶火车了，于是，陪大佐消磨他那股对北京的新鲜劲的重任便落在了我的头上。看天安门广场的降国旗仪式，看不上升，看看降也是好的。然后又徒步于王府井的大街上两个来回，当大佐提议要再回天安门广场看天安门的夜景时，我罢工不干了，我终于知道了大佐的生猛，比我吃过的任何一种海鲜都要生猛。别了大佐，我独自一个人赶回西站等车，而大佐，依然一个人徜徉于长安街上。
　　两个小时侯，我的列车离开了北京，奔向太行深处的那个小城，那里是我的家乡。